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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三位刑诉法学者谈证据规则

时间:2013-04-13 13:10:32  来源:正义网  作者:  

       7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就证据规则立法、证明标准确立、如何保障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良好运行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会上三位知名刑诉法学者对于如何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证据规则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因为怕错杀而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那么,难道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罚的被告人就可以被冤枉吗?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应当是一致的。”

  陈光中教授在回答与会者提出的有关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应否一致的问题时,作出上述回答。陈光中谈到如果因为怕错杀而单独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势必会导致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及以下刑罚的案件的审判出现混乱;而可能被判处非死刑刑罚的被告人的权利也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他认为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中的证据认定标准应当是一致的。“对于案件关键事实的证明标准应当是‘确定’,而非‘接近真实’。”陈光中在证明标准如何确立的问题上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特别强调“确定性”是对案件关键事实、而非案件细节的要求。

  陈光中还在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中谈到我国证据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发展趋势。其一是更加重视科技证据的发展,科技证据相对传统的言词证据等更加客观、真实。其二是在证据法治建设上,更加重视人权保障。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案卷笔录不能移送到一审法院,更不能移送到二审法院。必须将笔录与审判彻底隔离,否则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证据规则。”

  在中国证据制度的立法日益完备和细化的基础上,如何保障其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被彻底深入地贯彻实施,是会议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们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谈到,将侦查程序中的案卷笔录与庭审彻底隔离的构想看似较为理想化,实际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刑事审判实践中有60%到70%的证据都是以笔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代表了证据调查和证据辩论的基本形态。”陈瑞华说。他认为将通常是由侦查人员主导的、以一问一答方式呈现的笔录在法庭上宣读,就意味着法官接触的是经过了侦查人员转述的证据,而非直接证据。这样做固然在控辩双方和法官对事实无争议时能够提高审判效率,但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滥用笔录导致的后果首先是实质审判的缺失,没有真正的对证据能力的审查过程。”陈瑞华说。比如说有时被告人在庭上翻供,或者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当庭作出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法庭也往往采信笔录而非当庭的陈述。其理由是笔录内容得到了佐证或者印证。“有时客观真实被形式化的印证所淹没了。虚假的证言有时形式上也是可以得到佐证或者相互印证的。”陈瑞华说。而滥用笔录的第二个后果,他认为是:“扼杀了被告人自辩无罪的可能性。”陈瑞华认为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对量刑程序关注当然是必要的,但过分强调量刑程序,却不重视如何保证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如何定罪的问题,是有所偏失的。而第三个后果是导致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中心主义难以消除。“仅仅在庭审中宣读笔录,无异于将刑事审判权拱手让给侦查过程。”陈瑞华说。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必须要做到:“案卷笔录不能移送到一审法院,更不能移送到二审法院。除非将笔录与审判彻底隔离,否则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证据规则。”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移送笔录,也应当是将单独的一份笔录移交法院,而不应当将全部笔录卷宗都移交。尤其是二审程序不能通过审查笔录的方式来审理案件,否则无异于用侦查程序来“审”一审程序。“第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普通程序刑事审判的定罪过程中,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不能仅仅当庭宣读笔录。”陈瑞华说。在证人当庭所作的证言与笔录记载不一致时,可以允许宣读笔录,以之作为证明当庭证言不成立的弹劾证据。同时他认为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以适当采用宣读笔录的方式来出示证据:即在简易程序中,被告人认罪的普通程序中,或者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双方无争议的事实部分,以及普通程序的量刑程序中。

  在回答与会者提出的,如果侦查过程中产生的案卷笔录不移送法院,那么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还有没有必要采集证人证言并制成笔录的问题时,陈瑞华谈到区分起诉根据和定罪根据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侦查阶段产生的证人证言等笔录,可以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根据;但一旦提起公诉,刑事诉讼程序就彻底中断,在审判程序中就不能再当然地采纳侦查阶段的案卷笔录,而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

  ◇龙宗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事实的审理,应当是以审判为中心、以庭审为中心、以一审为中心;而不应当是以侦查为中心、以庭下研究为中心、以上级审为中心。”

  陈瑞华以“案卷笔录”这个微观的载体作为其理想刑事诉讼模式构建的切入点,而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的出发点要宏观得多。他认为:“中国的刑事证据法问题首先是诉讼法问题甚至是司法制度问题。不解决诉讼法与司法制度问题,证据规则难以有效建立。因此对证据判断与事实认定问题的探讨,必须放在诉讼法的框架内,并联系司法制度问题来进行。”

  具体到审判活动中,应当注意区别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允许不同司法机制并存。首先“在事实认定方面,应当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龙宗智说。因为在他看来一审程序具有最好的事实审审判条件,主要表现在:一审距离案发时间相对较短,对案件的印象比较清晰,因此具有信息的可靠性;而首次审判过程中人证之间还没有相互影响,因此具有信息的干净性;由于一审采全面审理原则,因此信息内容就具有全面性。其次,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方面,“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则不宜过分强调一审庭审的作用。”龙宗智说。

  除了提出构建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之外,龙宗智还提出应当同时建立比较严格但更为现实的证据能力确认机制。他认为在证据认定过程中,应当区分违法必须排除的证据与瑕疵证据,设置底线限制证据排除的范围,将一部分证据能力问题转化为证明力问题,不否定其证据能力,但降低其证明力评价,不将其用做定案的依据,而只作为辅助性的定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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