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4日，朱华娣参加了由戚学范组织的团队旅游，并由戚学范与浙江宝中旅行社签订了《团队国内旅游合同》，约定：旅游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至10月31日，旅游费用每人1150元。该旅游团按约于10月26日出发，出发当日，即因车辆行驶过程中急刹车，导致朱华娣受伤。朱华娣被送往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记录记载：诊断为闭合性胸外伤，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左侧气胸；胸部X线显示左侧第3-5肋骨骨折。朱华娣住院5天后经医院同意回宁波到鄞州二院继续住院治疗，出院记录记载：入院时经诊断为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左肺挫伤，左侧气胸引流术后。又住院治疗9天后出院。同年12月22日，朱华娣的伤情经宁波天童司法鉴定所鉴定并出具甬童司鉴[2011]临鉴字22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因交通事故致左侧5根肋骨骨折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建议伤后的误工损失日为120日，伤后的护理期限为30日，伤后的营养期限为30日。朱华娣为此支付鉴定费1600元。　
    朱华娣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浙江宝中旅行社赔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9万余元。
    在分清是非、明晰责任的基础上，本案经法院调解，由浙江宝中旅行社分期赔偿朱华娣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损失共计20万元，该案得以妥善解决。) 　
[评析]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一直是近现代民法学说与判例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课题。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侵权责任。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合同法与侵权法的交错，同时，基于现代立法对消费者权益的特别保护，在合同纠纷领域又往往存在着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交错。对于旅游者的损失，可能由于旅游经营者的违约行为所造成，也可能由于旅游经营者或旅游辅助服务者的侵权行为导致，故旅游经营者的行为可能同时构成违约和侵权。此时，当事人对于其赔偿请求权具有选择的权利，既可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也可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侵权责任。涉案旅游合同纠纷中的旅游者兼具消费者与合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按照我国的立法指导思想，原则上并不排除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因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原因致旅游者受伤，从而导致旅游经营者违约，构成侵权之诉与违约之诉的竞合，当事人可选择其一行使请求权。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选择的请求权确定案由，并确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原告选择以旅游合同纠纷起诉被告，并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
　　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作为不同的诉讼责任类型，在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赔偿范围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通常情况下，提起违约之诉的不能再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旅游合同这种以精神愉悦为目的的合同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所持争议较大。基于我国奉行严格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定主义，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找不到支持合同之诉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之考虑，旅游合同纠纷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对于严重违约，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个案，法官可以酌情判处违约金，或者当事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此，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应主动行使释明权，使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否变更诉请。具体到本案，原告朱华娣原先在诉请中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因其以旅游合同纠纷起诉，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撤回了该项诉请。需要注意的是，对对方当事人在旅游合同中约定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款效力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根据私法意思自治精神，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约定的，因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可将其视为对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理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